刘瑞龙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后，撤销党的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1938年11月23日他从延安出发，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他安排了中原局的工作以后，5月间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1939年9月，他由延安重回竹沟。11月初，到达豫苏边区涡阳县北乡新兴集，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左右。11月到定远县大桥镇三黄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5月，到皖东北。6月，到淮南。“七一”在《抗敌报》上发表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这篇文章。10月，由淮南经过淮海到盐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1941年5月，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少奇同志任书记。这期间，他在华中党校讲过课。1942年1月至3月，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3月5日通过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决议。1942年3月，少奇同志离开苏北去山东转回延安。
少奇同志在华中，从中原局到华中局经历了四个年头。少奇同志在华中的贡献，有同志曾经打了个比方，假如把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相比，那时候少奇同志在华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一样。这个比喻是不是确切是另外的问题，应该说，少奇同志进入华中敌后与陈毅同志紧密协同，在打开华中的抗战局面，在建立和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贯彻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方面，他和陈毅同志各有重点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少奇同志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来讲，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这一段工作是比较突出的。
少奇同志在华中领导我们工作，我和他有过一段接触。我写过一篇《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文章，介绍过少奇同志去华中、淮北敌后的情况。关于少奇同志在中原局和华中局的活动情况，我只能说个大概。
1939年9月初，少奇同志从延安出发重回竹沟。跟随少奇同志的，除徐海东同志和少奇同志的秘书刘彬同志外，还有从延安派出同去中原敌后的干部队。干部队有几十个人，坐了两卡车。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问港澳工委罗克明同志、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植椽同志。他们两人都是马列学院的毕业生。少奇同志说过，这是中央从马列学院调出来到华中敌后散布马列主义种子的。
当时，我正在陕西泾阳县附近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的安吴堡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当副主任。冯文彬、胡乔木同志已经回陕北去了，我给陈云同志（中央组织部长）发了个电报，打算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不久，中央来电，说你不要来了，把工作安排后即去西安，随少奇同志到华中敌后工作。
我随少奇同志由西安动身，经洛阳、舞阳，到了竹沟。在竹沟期间，见到中原局副书记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还有曹荻秋、王老汉（王国华）、危拱之（女）等同志。
少奇同志在竹沟统筹了华中抗战全局并具体部署了鄂豫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后，于10月中旬动身，向豫皖苏抗日游击根据地前进。我们经过确山、汝南、项城、沈丘，过黄泛区，去豫东、皖北。一路上，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少奇同志很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他知道我过去曾在江苏省委工作过，到过苏北、皖北的一些地方。1931年9月到1932年2月，我在江苏省委当巡视员，到过徐州、淮阴、东海和皖北一带。所以他问我由中原向东走哪条路比较方便，他还询问沿途所经地区的社会情况。同时，少奇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很喜欢和干部讨论一些理论性问题。他很喜欢摆龙门阵，话题十分广泛，一会儿谈自然科学，一会儿谈社会科学。对人的评价也很客观。他说，陈独秀这个人，大革命后期犯了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又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时候，他这个人，在处理党内的人和事时，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11月初，少奇同志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县北乡新兴集。当时豫皖苏边区党的军委会书记兼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豫皖苏边区和六支队的工作情况，吴芝圃同志作了补充，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同志、参谋长张震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着重地指出六支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他详尽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华中、坚决东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他在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一再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当时，豫皖苏边群众工作还停留在一般宣传号召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他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积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和改造政权。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少奇同志对于豫皖苏根据地的方针、任务还作了具体指示。他要求首先创造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四县连成一片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还要建立睢（县）杞（县）太（康）和商（丘）亳（县）鹿（邑）柘（城）两块小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还要求巩固扩大部队，加强军队建设，准备在一两个月后向津浦路东发展。
少奇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去淮南根据地之前，指定我留下任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我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和彭雪枫、吴芝圃同志一道，拟定了工作要点。我们在永城县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合理负担的试点。以后我们又到萧县了解当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武装群众的情况。
1939年11月，少奇同志到达三黄家。1940年3月初，中原局、少奇同志决定调我去皖东北地区工作。中原局和少奇同志这时仍在淮南。淮南我军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下，击退了反共军安徽李品仙部和江苏韩德勤部的进攻，在淮南建立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江北津浦路东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3月28日，少奇同志来信指示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指定我任书记，江华、张爱萍、金明、谭希林、田文扬等同志为委员。这封信对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群众运动、统一战线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
当时，皖东北的抗战局面是由几个方面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最早是郭子化同志领导的苏鲁豫皖特委利用统战关系组成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再就是山东分局派干部到苏北组成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皖特委，随后苏皖区党委和苏皖纵队也来皖东北。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进入灵璧、泗县境内活动。鄂豫皖省委派干部随国民党安徽第六区专员盛子瑾来皖东北，恢复地方政权，实行抗战。还有地方党建立的游击队。这时候，皖东北是一个很复杂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安徽反共顽固派李品仙对盛子瑾同我们搞统战是不满意的，于是派顽军马馨亭东来企图赶走盛子瑾，并下令撤去盛子瑾的第六区专员职务，盛子瑾率嫡系部队渡江南逃。从此，皖东北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
1940年4月下旬，少奇同志北渡淮河来到皖东北。我们刚到皖东北工作的时候，由于我军各部来自不同方面，存在若干不协调的问题。少奇同志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把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团结起来了。
正当我们开始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敌伪和顽固派同时对我发起进攻。少奇同志亲自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顽固派的进攻。从此，使动荡的皖东北根据地渐趋稳定。
少奇同志要我们召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地方的党政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他说，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变敌后为前线，准备反攻的前进阵地与力量，支持与鼓舞全民族，还有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准备民主共和国基础的意义。他在分析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形势之后指出：地形是无限制的，在敌后、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这个报告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建立和发展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信心。
关于武装问题，他提出，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人民自卫军，一切行动军事化，适应游击战争的活动环境。部队要建立统一的指挥与建制。必须武装群众，人民自卫军必须在党的掌握之下。对汉奸武装、反民主武装、地主武装、民枪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要具体地解决我军各部队的军火、医院、粮食、经费等问题。
关于政权问题，少奇同志详细地阐明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产生方法、任务、施政方针、政权组织机构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如何领导政权并与党外人士共事以及政府与各方面的关系等。对抗日民主政权的财政、经济、农工、锄奸、文化教育、外事等方面的政策也作了说明。
在谈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众运动时，少奇同志要求我们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参加民主政治，参加抗日军队和政权建设，改善群众生活。他提出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著名的三个原则，这就是：要着重和发动群众的自动性去组织群众，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去组织群众。
少奇同志特别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他说，“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日寇想通过地主阶级统治农村，特别是利用大地主和地主当权派作为汉奸维持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是通过地主当权派来维持它的统治，来和我们争夺敌后政权。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削弱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确立基本农民群众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争取中小地主、开明士绅，来铲除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这是少奇同志当时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精辟阐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奇同志十分不满王明右倾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做法。他说，例如他们在大别山区，专门替国民党撑门面、招兵、收钱粮、当苦力，就是不发展自己的力量。结果，国民党不要我们时，就把我们一脚踢出大别山。他批驳了项英同志那种错误地反对招兵买马的观点。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拥护我们，我们就能存在。他还说，我看能招兵买马不错，能招到兵，能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我们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少奇同志要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他说，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养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就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少奇同志还着重指出当时我们在地方工作上首要任务是进行减租减息，发动和组织群众，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总之，少奇同志到皖东北，团结了党所领导的力量，指挥我们战胜了敌人的“扫荡”和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从而使根据地的局面趋于稳定。他对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十分重要。
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他向中央建议：从华北八路军调一部分部队南下东进。1940年8月，黄克诚同志率八路军五纵队由津浦路西来皖东北。9月，东去淮海，打开局面，建立了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陈毅、粟裕部队在苏北盐城会师。从此打开了苏北、淮北以至全华中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时，少奇同志由淮南去盐城，途经淮海，我和金明同志向他汇报了淮海区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少奇同志任新四军政委。以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群众运动、培养干部、党的建设等问题。在他的指导下，盐阜区的群众运动成为整个华中地区群众运动的先导。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可以找杨纯（原卫生部副部长，现在红十字会工作）和喻平同志（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了解。
少奇同志进入华中敌后，协同陈毅同志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发展华中任务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军队和发展武装、财政经济建设、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在盐城参议会上的讲话——《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把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具体化更加完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