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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庄战斗知之甚少的历史原因范学恕
今淮安大地，在八年全面抗战斗争中，是华中地区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这四块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是联络华北、华中这两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加强沟通、合作的桥梁地带；是开辟、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大后方，战略区位十分重要。
1940年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员黄克诚的率领下，为了落实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议，由皖东北东进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三师（1941年初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在淮安这块敌后抗日热土上，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面对日、伪、顽夹击的抗日严峻形势，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先后以血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大胡庄战斗、刘老庄战斗，这两个战斗都是整建制牺牲的八十二烈士。
然而，在抗战胜利后73周年的今天，仍有不少人不禁要问，同样是82烈士的英雄悲壮连队，为什么呈现出大胡庄连知之甚少、刘老庄连家喻户晓的局面？在大胡庄战斗发生时，为什么时任三师师长的黄克诚将军没有让及时宣传，而时隔两年的刘老庄战斗发生后的第三天，三师七旅十九团立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立起高达五丈的纪念碑，黄克诚师长还亲自为刘老庄连题词：“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人楷模、民族光荣。”其原因又是什么？回答这一历史问题，必须从当时历史背景谈起。
一、大胡庄战斗发生在皖南事变后的不久，重组后的新四军面临着抗战以来最复杂、最严峻、最艰苦的斗争形势。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1941年1月25日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直至4月26日大胡庄战斗发生时，新四军各个师的整编任务还未完全结束，个别师仍存在一定困难。由于受皖南事变阴影的影响，当时队伍中出现了两种不良的思想倾向，一是悲观情绪滋长，部分指战员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不足。刘少奇与陈毅曾电报中共中央：“军部问题发生后，我们已开过干部会，注意悲观情绪之克服”。二是部分同志产生了认为皖南事变后，可以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的思想倾向。5月15日，华中局专门召开部分区党委和师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对这一左倾思想及时加以纠正。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军部在盐城重建，盐城成为苏北的“小延安”，成为日寇的眼中钉。在大胡庄战斗发生前的3月中旬，日军就开始调兵遣将，筹集兵力、将战斗力较强的十二独立混成旅团由江南调至苏中，加上苏北、苏中的伪军近2万人，先后集结在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港等地，准备从南面、西南面、北面、东北面四个方向对盐阜根据地的中心盐城分进合击，实施空前的“大扫荡”。当时的苏北、苏中地区，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继续奉行反共政策。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所谓“曲线救国”，导致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纷纷投降日军，成了伪军，如苏中李长江部1万余人于2月18日在泰州公开投敌，江苏省保安旅杨仲华部于3月在东台叛敌，4月，苏北淮阴潘干臣部、淮安吴漱泉部相继投敌……。整个华中地区的伪军从1940年底4万余人到1941年底猛增至16万余人。华中地区伪军之多，是全国其它战区所不及的。仅苏中地区的伪军1941年上半年就增加到3.7万余人。日军拟用扩大与强化伪军的方法，企图完全控制苏北，再加上苏北、苏中地主反动武装、土匪、流氓势力当时相当大，活动很猖獗，使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匪夹击的复杂严峻形势之中。
二、苏北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未能形成军民一体化的稳固局面。
大胡庄战斗发生时，苏北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而根据地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与发展。由于日伪据点的增加，出现了日益被分割和压缩的局面。据黄克诚1941年3月1日致刘少奇电报表述：“……没很好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造成五纵队全部没有一个充实连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区，甚至一个乡（没有土匪、没有反共活动，群众真正拥护我党我军）。如果我们继续东打西拖，我们将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失败。”今天，我们看待大胡庄连刚进村庄，村上的汉奸立即向日伪报告这件事，就不感觉为怪了。
由于新四军三师刚到苏北不久，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新四军也有个认识过程。如何让人民群众熟悉了解、信任新四军，使新四军能坚持敌后抗日，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时任三师师长黄克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面临日伪即将对盐阜地区实行“大扫荡”严峻形势，广大人民群众也为新四军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能不能坚持苏北抗日斗争而担忧。
三、新四军三师及师长黄克诚本人都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也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史实。
八路军第五纵队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保留着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及刘志丹陕北红军的火种。大胡庄战斗发生前夕，八路军第五纵队被改编成新四军第三师，战士们臂上的袖章由“八路”变成蓝色“N4A”字样，一下子由八路军老大哥变成了新四军小弟弟，不少干部与战士思想不通而转不过弯来。师长黄克诚在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此时中原局还未改写为华中局）汇报的同时，围绕“加强新四军，合编要合心，才能打胜仗”这个主题，积极做思想工作。刘少奇致电三师：“……八路军、新四军同在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下，本为不分彼此，在情况需要时，新四军固可改为八路军，八路军亦可改为新四军。”在黄克诚等耐心的说服下，三师指战员们消除了疑虑，统一了思想，接受了整编。
黄克诚本人到苏北发生的第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与刘少奇、陈毅产生了曹甸战役的纷争。曹甸战役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刚到苏北，与陈毅、粟裕部苏北新四军会师后共同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有达到战役意图，成了消耗战，八路军、新四军伤亡2千多人。
由于黄克诚本人从华北来到华中不久，与刘少奇（时任中原局书记）、陈毅（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在工作上也缺乏磨合期。曹甸战役结束后，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对该战役进行总结，刘少奇、陈毅认为，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战前不同意打，战中又对基本打法提出异议，自始至终不想打，作战消极，思想右倾等等。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做思想工作有特长，而带兵打仗不行。于是，以中原局名义上报党中央批准，撤销黄克诚第五纵队司令，保留政治委员一职。并且，刘少奇在八路军第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报告，对第五纵队曹甸战役失利提出批评。尽管刘少奇、陈毅事后就曹甸战役一事向黄克诚作了自我批评，但时间都在大胡庄战斗之后的较长时间。大胡庄战斗发生时，曹甸战役纷争在黄克诚心理上仍留有余悸，也是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大胡庄战斗发生在华中地区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斗争形势十分残酷严峻，加上新四军自身处于一个特殊阶段。而两年后（1943年3月18日）发生的刘老庄战斗，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中国抗战胜利在望、新四军队伍越战越强，苏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由于两者所处的背景不同，时任三师师长黄克诚从有利于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增强敌后抗日信心的大局出发，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是正确的。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黄克诚老将军（以下简称黄老）平反复出后，一直没有忘记大胡庄战斗中牺牲的八十二烈士。针对当时大胡庄战斗似乎被人们所遗忘、烈士牺牲地连个墓碑都没有的现状，黄老心中顿生不安，感到自己当年因没让宣传，似乎有点愧对牺牲的烈士们，决心尽力开始为大胡庄战斗正名。他先后找到时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干事朱鸿，要求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当年大胡庄战斗发生的背景和战斗牺牲的情况；与江苏省委负责同志交谈时，专门提到大胡庄连，敦促地方党委、政府为牺牲的烈士建设墓地；专程去找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王澜西（时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总编），委托他将大胡庄战斗的情况调查清楚，并强调大胡庄战斗应与刘老庄战斗齐名。王澜西1982年专门来到淮阴，向淮阴地委传达黄老的意见。黄老由于自身身体不好，又与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时任三师八旅政委）联系，委托他统一负责相关文字材料的把关、审核及宣传口径；之后，当年大胡庄连所在团团长胡继成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对胡继成讲：“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抗战时期全连牺牲的有两个连队，一个是7旅19团4连，一个是你带的第8旅24团2连，这样壮烈牺牲的事迹在全军少有的。”
由于黄老的大力推动，1986年，淮安县人民政府在大胡庄建造了烈士陵园，吴信泉将军题写了“大胡庄战斗八十二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长眠在地下的八十二烈士的英灵得到了告慰。大胡庄八十二烈士陵园，经过后来地方政府多次改扩建，今天它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黄老若能得知，定会含笑安息。
作者：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