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斌

 

 

    彭雪枫是我军将领中有名的“儒将”，他酷爱读书，学识渊博，擅长讲演，写得一手好文章，故被誉为“文武兼备”的“一代英才”。回溯他的求学经历，是十分坎坷的，虽说早年也进过一些学校，但由于家庭拮据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都未能修满学业。他的文化，主要是靠读书自学提高的，并由此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自己嗜爱读书，抓紧一切时间读书，读的有品有识，还经常敦促身边人多读书、多学习。

    “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

    1941年2月到5月，彭雪枫率领已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的部队，在豫皖苏地区与七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浴血奋战。经三个月作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四师遭受重大伤亡。为避免更大损失，四师按照军部命令转移至皖东北地区休整。“三个月反顽作战”失利后，作为指挥员的彭雪枫极为痛心。他对部下说：咱们这次在路西没打好，我有责任。大家都打得英勇。没打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学无术可是不行啊。只要学习好，总结好经验教训，下回定会打好的。

    在仁和集召开的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彭雪枫主动承担路西反顽失利的全部领导责任，对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作了自我批评。10月底程道口战役后，陈毅来到四师视察工作。陈毅在欢迎大会上对官兵们说：雪枫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我当江西军区司令员，雪枫同志是我的政委。他文武全才，英气逼人。我这次到四师来看望大家，特别是要看望彭雪枫同志。今后四师的工作还要他来主持。陈毅的一席话让彭雪枫心里倍感温暖。他再次对“三个月反顽作战”的失利作了检讨。陈毅勉励说：“严责己者必得益嘛！”陈毅好像看出了彭雪枫钻研军事理论的急迫心情，就送给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亲笔题写：“雪枫同志存阅。陈毅赠。”后来，彭雪枫下了很大工夫精读这部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1943年夏，他把《战争论》和《思想方法论》两书送到九旅旅部，并附信给九旅政委韦国清：“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

    仁和集会议后，师部移迁洪泽湖畔的半城镇。这时，党中央和华中局同意了彭雪枫的请求，任命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四师政委。邓子恢是党内有名的老革命家，他的到任，让原本军政一肩挑的彭雪枫轻松了许多。彭雪枫开始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读书和思考问题。参谋长张震为了能让师长清静地多读一些书，便将自己的办公室让了出来。对此，彭雪枫有些过意不去。一天，他发现半城镇东门外有座破败的古庙，环境十分清静。庙里有两间空房，闲在那里没用，就派警卫员收拾出来，作为自己的读书之所。窗外是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窗下一桌一椅，另外有几只木凳，茶几上放着热水瓶和几个茶碗。每当夜阑人静或晨鸡报晓之后，彭雪枫就悄悄地来到这里读书和写作。有几个礼拜天，邓子恢都没看到彭雪枫的身影，还是警卫员悄悄地告诉他：“师长在庙里读书。”得知这个“秘密”后，邓子恢一旦有事需要同彭雪枫商量，就打发警卫员到庙里来找他，一找一个准。

    虽说不再兼任师政委，可彭雪枫一直担任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同时还身兼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他仍给自己规定“每日决学两小时”。就是在1942年冬季紧张的“三十三天反‘扫荡’”中，彭雪枫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利用战斗间隙读了好几本书。原四师十二旅旅长谭友林将军回忆说：彭师长“求知欲望相当强烈。他常说：‘不抓紧时间学习，我会输给工作的。’行军作战，不论多么紧张、艰苦，他都有两匹马驮着书报箱子，一到驻地，就挑灯夜读。鲁迅的书，中外小说名著，历史典籍，还有地方县志，说书唱本，凡能搜集到的，他都不随便放过”。

    “读书必求甚解”和“学以致用”

     彭雪枫曾说：把梦想建立在理想追求的基础上到变为现实，这是一切学问家、作家、革命事业家及一切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这个“路”，就是苦学，就是毅力，就是千锤百炼的工夫。他读书的座右铭是“读书必求甚解”，他的格言是“学以致用”。

    红军时期，彭雪枫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也饱尝过“左”倾教条错误瞎指挥的苦头，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有着最为真切的体会。因此，对于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彭雪枫总是一丝不苟，力求学懂弄通，吃透精髓。他得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表示自己“应该努力”地读。整风期间，彭雪枫又重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还与张震一道，联系路西反顽斗争的实际情况，着重研读“集中兵力问题”一节，从而有了新的认识。兵力过于分散，没有形成拳头，因而丧失了进行游击性运动战的时机和条件。这是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

    中国传统兵学博大精深，典籍浩繁，其中首推《孙子兵法》。彭雪枫对这部兵学宝典爱不释手，先后读了十几遍。他在家书中说：《孙子兵法》     “十三篇，已读七篇，且已成诵，对这些书，我决朗诵多遍以求会背。学习是非咬牙不可”。后来，他已经能够逐章逐节地背诵《孙子兵法》。此外，他还读过《忠武志》、《曾胡治兵语录》。彭雪枫把陈毅赠送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研读的基本书之一，从中“得益良多”。书上留下了他用红、蓝、黑铅笔作的各式各样的标记多达17种，还写下了129条批语，总计约3000字，好学深思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彭雪枫读过的军事著作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革命与战争》、《红军时代的军事杂谈》、《苏联工农红军的野战教令》、《中国古战术研究》、《孙子兵法综合研究》、《大军统帅学》等。

    夜以继日的辛勤耕耘，换来的是丰硕的理论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的一年间，彭雪枫撰写的军事学术论文、指示、训令、战役总结、报告等文献多达34件。1942年7月8日，彭雪枫依据自己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心得，撰写了《〈战争论〉和〈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文。文章详尽分析了中外战争与古今战争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评点中国古代战法和外国战法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主张。再如他的《战略战术问题浅说》一文，是为四师轮训队上军事课所写的讲稿。他根据自己所读的“几本军书”，联系我军的作战经验进行研究，使之“提高到理论地位”。

    “书有未曾经我读”和“有书大家看”

    彭雪枫的“小小图书馆”，永远是朝大家敞开的。他曾请四师中精于金石的庄方，用缴获日军的化学麻将牌，为自己镌刻了两枚藏书章，一枚的铭文是“书有未曾经我读”，另一枚是“有书大家看”。这既是为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激励大家。此后，他的“小小图书馆”一直坚持这样的做法：一、借书给爱读书、爱护书的人；二、新书来了，先盖“书有未曾经我读”之印，读后力求写上眉批、心得，然后盖上“有书大家看”的印章，方能出借。他会根据借书人的需要把书选借出去，有时还派警卫员送书上门。在彭雪枫的带领下，四师的干部战士读书蔚然成风，大家利用战斗间隙学习政治、军事、文化，钻研技术，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也使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六支队供给部部长谢胜坤是位农民出身的干部，红军时期就在彭雪枫领导下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学习努力。1942年9月的一天，彭雪枫看到谢胜坤写的一篇文章，非常高兴，特意来到谢胜坤的住地看望。谈话中，彭雪枫鼓励谢胜坤说：工农干部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应学着写点东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分析工作中的客观环境，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效果，只有这样，经验的积累才愈来愈丰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希望你常写点东西，那样才不至于停留于事务，才能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他说，写文章不难，我们在革命实践中，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把它们汇集起来，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出有条理的东西，就是一篇好文章。

    彭雪枫还向谢胜坤传授了自己安排读书学习时间的方法。工作时，可结合工作看党的有关指示和政策；休息时就要坐下来读点理论书籍；行军中可挤时间看些历史和文艺小说。无论怎么忙，历史知识、现代小说、古典文学名著，都要想办法学一些，在小说里，你可获得很多美好的语言和典故。好的典故，可以用小本子记下，必要时可以引述和运用，那样可以充实你的语汇，可帮助别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他告诉谢胜坤，自己就是用几个小本子作笔记或摘录的。他说，文化较低的同志，最好先从通俗的小说和有趣的故事看起，养成读书的习惯。要善于挤时间，工作要科学安排和分工，减少一些事务性的琐事，放手让大家去做，那样既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又可挤出时间自己学习，学习对工作能力的提高是有极大帮助的。工作能力，一是从实践中锻炼，一是从别人、前人的经验中去学。学习要联系实际进行研究，有不懂的，记下来去请教别人，不到搞通就不放手，不要遇难而退，要有不达目的不撒手的决心。在学习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小学生。

    对于战士们学文化的情况，彭雪枫同样关心。一天，在师部警卫营担任文化教员的王用久到彭雪枫读书的庙里来看他。彭雪枫主动问起警卫营的战士学文化的情况。王用久报告说，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没有纸笔，就用小棍子在地上学写字，有的用土块在墙上写字。彭雪枫高兴地说：这很好，就是要有这样的学习劲头，就是要这样战胜困难。你向大家讲，学文化很重要，这是我们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不识字，没有文化，不能看书读报，怎么能学好军事、政治？所以我们把文化教育规定为部队经常的一项训练内容。王用久表示，自己连高小都没读完，给战士们上课有困难。彭雪枫笑着鼓励道：我也没有上过多少学，年轻时说是在北平上中学，实际上不是专门上学，是在做革命工作，真是又穷又忙，我现在的文化知识，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和战斗中挤时间自学的。现在，你的条件比我当年好，师机关、拂晓报社有文化的人很多，你又都认识他们，没有书找他们借，不懂的文化知识向他们请教。为了学习，不要怕难，更不要不好意思，不要爱面子，向他们请教还怕不好看吗？

    彭雪枫与书的缘分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后，参谋长张震从他身上的旧军装中找出一支钢笔，还有一个黑皮笔记本。在这  个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记着敌我双方情况、烈士姓名、作战经验，以及读书时摘录的名言佳句等。另外，就是几本没有看完的书，再无他物。四师的老战士这样评价他们的师长：“他是一手拿着枪杆一手拿着笔杆，向敌人冲锋陷阵战斗了一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是枪杆与笔杆结合着的军事家兼宣传教育家的典型，是军事战线同时又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一个卓越的领导者与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