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战史上“五个第一”
——纪念车桥战役胜利七十周年
范学恕
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理论观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这一战略远见论点的提出，启发和提高了参加会议的苏中党政军全体同志的战略观念，大家看清了华中敌后战场的形势，会议形成了组织发动车桥战役的决议。
粟裕为什么提出攻打车桥，此想法在粟裕的腹中已酝酿近一年了，这是粟裕同志审时度势、深入调查、周密策划而形成的。粟裕认为从国际形势看，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已转入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意大利一样轴心已经瓦解，国际形势对整个中国及华中地区抗战非常有利；攻打车桥既可以扩大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块地区的联系，又切实解决苏中根据地由于被敌分割而各根据地比较狭窄、部队拥挤、难以安排干部整风和部队整训工作的困难（车桥战役结束一个月内，苏中区党委就由东台三仓迁至宝应安丰镇）。车桥离新四军三师较近，还可以得到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与支持，再加上苏中党政军民在反“清乡”、反“扫荡”、反“屯垦”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熬过了最困难时期，根据地得到了发展与巩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明显增强，完全有能力攻打车桥。
车桥战役对新四军一师来说，确实是一场硬仗，对粟裕、叶飞也是一次考验。为了确保车桥战役必胜，由粟裕坐镇后方任总指挥，并成立前方野战司令部，叶飞任司令员，负责现场指挥，刘先胜任副司令员，夏光为参谋长，张震东为副参谋长。苏中军区认真研究作战方案，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确定“攻点打援”的方针。为了策应战斗，粟裕和管文蔚在东台分头带领一部分部队转移，以“声东击西”战术分散敌人注意力，麻痹车桥守敌，直到战役发起之前，车桥守敌确毫无戒备。由于经粟裕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并亲自在战前赴战地察看，加上作战方案的精心策划，作战部队在叶飞的指挥下、在黄克诚三师的大力配合下、在宝应和淮安两县党政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当时车桥属宝应，战斗期间，时任宝应县委书记曾涛和淮安县委书记许亚一直和叶飞在一起，是叶飞的“左右膀”），车桥战役于3月5日1时50分发起，至6日晨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内，打了一个漂亮仗，创下了华中抗战史上“五个第一”的奇迹。
一是打响华中地区抗战形势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第一枪。
车桥战役之后，日军在苏中乃至整个华中再也没有力量发动更大的军事“扫荡”，它标志着华中敌我相持的平衡被打破，揭开了华中地区局部反攻的序幕，华中地区抗日形势从此走向转折，连日本东京日军本部都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车桥战役之后，新四军其他各师也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黄克诚三师于4月18日发起了涟水高沟、杨口战役，简称“高杨战役”，经过16天的激战，取得了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的辉煌战绩，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地区连成一片。彭雪枫四师于7月5日在安徽泗县发起了“张楼战役”，歼灭日伪军800多人，解放了整个泗县北部地区。谭震林六师在浙江发起了“长兴战役”等等。由于新四军各师的主动局部反击，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二是新四军在华中对日作战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车桥战役是第一次。
八年的抗日战争，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党一九三八年“洛川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我党我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确定的我党抗战路线是十分正确的。一九三八年四月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军的认识。“车桥战役”之前，华中地区新四军对日寇作战方针都是采用游击战，一九四四年初，粟裕同志在认真分析、正确估量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基础上，认清华中的抗战形势已经到了转折关头，为了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发展，为了确保车桥战役的全面胜利，在战役的方针制定上，首次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
三是华中抗战史上我军对日一次作战毙伤日军人数第一。
这完全出乎粟裕和叶飞所料，也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结果。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因车桥据点守备日军仅是一个小队，约40余人，粟裕似乎感觉歼灭这一小股日军不够过瘾，但分析车桥战役一旦打响，驻守淮阴、淮安、涟水的日军必然经过车桥以西的芦家滩前来增援，为了有效歼灭更多敌人，扩大车桥战役战果，故而在坚决拿下车桥的方针前提下，确定了在芦家滩“阻击打援”的战略，在作战部队力量的摆布上，“打援”的部队明显比“围点”的部队重得多。果不出粟裕所料，车桥战斗一打响，驻守淮阴、泗阳、淮安、涟水等地日军先后在淮安集结，由日军大队长山泽大佐统率，分批驰援车桥之敌，遭到我军阻击部队的沉痛打击，共歼灭日军465人，创华中抗战史上我军对日一次作战毙死日军人数最多的记录。三泽大佐本人在战斗中被击毙，他是八年抗战中被新四军击毙的最高日本指挥官。
四是华中及全国抗战史上一次战斗我军生俘日军人数第一。
车桥战役生俘日寇中尉以下24人，震动了华中地区日本守军，日敌悲观情绪日甚一日，竟然出现驻守东台日军被吓破了胆，12名鬼子集体上吊自杀。在战斗中被俘的日军中尉山本一三说：“这大概是你们新四军抗日以来在江苏省和日军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吧，俘虏我们这么多人是没有过的，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的意思是真了不起。）”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赞扬新四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陈毅、刘少奇在延安发来贺电，贺电中指出：“车桥之役，首创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八路军总部当时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之前，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
五是从战役的效能比来看，在华中及全国抗战史数第一。
我们今天搞经济建设，经常讲投入与产出的绩效比。从战争效能的角度，当今军事专家们认为：“在八年抗战中，车桥战役是最好，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解放军为什么赢”一书中阐述：“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毙伤日军1000余人，我们自己损失800多人，这800多人都是长征保留下的老骨干。1940年8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消耗子弹70多万发，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毙伤一个敌人，消耗子弹27发。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毙伤一个敌人，消耗子弹2000发；车桥战役毙伤日军465人、伪军483人，平均毙伤一名敌人，仅用子弹12发，所用子弹之少，在世界战争中也是罕见的。”车桥战役我方仅损失53人，这种敌我双方人员损失比，在八年抗战对日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
车桥战役是粟裕同志在八年抗战中的“代表作”，它与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一起载入我党我军抗日史册。粟裕同志晚年回忆车桥战役时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要与长远相结合。车桥战役是从战略大局考虑的，不然就变成近视眼；另外从战机上考虑，当时敌人的情况同1942年不同了，士气低落，所以打车桥能够打下来，可以打。”粟裕同志不愧是我军最具天才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称“粟裕是最会打仗的将军”是恰如其分的。
车桥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淮安、宝应两县数万名群众大力参与支持的结果，用粟裕的话说，就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我们今天纪念车桥战役胜利70周年，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忘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弘扬“铁军”精神、深入开展群众性路线教育、推动党的自身作风转变、谱写“中国梦”的淮安新篇章，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