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秀

 

    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开国之初，周恩来在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成为党风建设的楷模，也为完善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作出卓越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较早预见到党风建设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除毛泽东外，周恩来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也是认识较早的一个。

    建国不久，“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的一些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偷税漏税等大量事实，尤其是中共天津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堕落成贪污犯的事实，及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使周恩来认识到加强党风建设的必要性。

    1956年夏秋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苏共中央日益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轨道的事实，使周恩来愈加认识到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同年7月21日，他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引发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急迫性。因此，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过好“五关”的问题。他在以大量的实事列举了高高在上、狂妄自大、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20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后，提醒全党，必须把加强党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说：“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2]他特别强调：“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3]可见周恩来对搞好党风建设的艰巨性认识是多么深刻。

    十年“文革”中，党风受到极大破坏，党中央最高决策者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主观臆断，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下苦海”、“入地狱”、“入虎穴”的大无畏精神，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尽量使历尽艰辛建树起来的党的好作风少受些损失。

    以上足见，周恩来在共和国开国之初，即根据我国乃至共产主义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以其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和敏锐，提出对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急迫性和艰巨性的重要思想理论。无疑，周恩来这些真知灼见，对加强党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补益和贡献。

    概括起来，周恩来对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加强党风建设的关键。周恩来非常注重与人们群众的联系问题。他说：“共产党员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的。”[4]“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5]

委实，周恩来一生勤政为民，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与人民群众心连心。他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大到制定与人民有益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小到雨夜让妻子为警卫战士送雨衣。即便是到剧场看戏时，他也要等场灯暗下之后再进去，以免影响大家。1951年，他就提出：“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6]的重要思想。1956年，他吸取苏联注重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忽视人民生活的经济建设方针所导致的不良后果，适时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7]的重要思想理论。平时，他也时时、处处、事事想到党的作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1955年5月，他到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向后挪了30米。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有关同志，说：“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要密切联系群众，就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党建理论。他说：“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它“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8]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9]对于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曾严厉进行批评。1956年4月，他在关于昆剧《十五贯》的讲话中说：官僚主义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10] 1973年9月10日凌晨1点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由民航、空军、总参三方参加的紧急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因民航总局、空军领导互相推诿，致使一架第三发动机起火的客机机组，层层请示16个环节，竟无一人拍板让其降落，致使飞机带险在空中飞行达33分钟的恶性事件！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他说：“这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33分钟，有时即使是延误33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做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利要下放，要坚决改革，减少层次，让懂行的人来领导。”[11]

要密切联系群众，还必须从制度上予以加强和约束，是周恩来的又一重要党建理论。他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严格地检讨和批评官僚主义，应该定期下去蹲点，以便接触群众，了解实际，学会以平等的态度、以勤务员的身份对待人民；干部应该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干部要实行有步骤、有计划地交流，并且要积极地提拔青壮年的、有能力的和政治上强的干部，提高他们的地位，使我们政府工作增加新的血液，打破机关的沉闷的停滞不前的现象”。[12]

    列宁说过：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3]牢固树立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人奠定的最基本观点。周恩来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也让人民进而了解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正是为什么周恩来如此得到人们群众超越时空的深切爱戴的缘由。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一言堂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反映一个政党是否朝气蓬勃、团结统一、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周恩来非常崇尚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14] “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15] “不发扬民主，就不是好党委。”[16] “要听群众的意见，要进行集体领导。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集中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我们执政的党特别重要。”[17]

    然而，由于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失误，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后，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了向党中央诚恳进言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造成的错误的彭德怀，致使党内一向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受到破坏。

    为了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周恩来在多种场合多次批评“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的“一言堂”作风，提倡“要造成一种民主的风气”[18]，“使大家敢于讲真话。……这样，……健康的风气才能形成。”[19]。他甚至提出：“允许唱‘对台戏’”[20]的重要党建理论。他指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戏。即“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21]

    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22]，是周恩来又一重要的党建理论。周恩来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他说：“愿听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去听，特别是要能听不同的意见。”[23]。他甚至以项羽“就是不听人家的话，……自视过高，不能容人，最后只好别姬”[24]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周恩来就是一个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楷模。他在遇到纷繁难解的问题时，在遇到同志们发生意见分歧时，从不因故推诿、不敷衍应付、畏难苟安，而是敢于承担责任，虚心听取大家意见，群策群力想方设法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治理黄河水患、制定长江流域规划和兴建长江三峡工程上，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深入实际、发扬民主、尊重各方面同志意见的精神。

    周恩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言堂”的理论和实践，既丰富和健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让人民了解了群众路线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的纯洁性作出贡献。

    （三）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作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体现，也是衡量一个执政党是否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是否具有较高政治品德和理论素养的标志。周恩来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反对浮夸谎报、欺上瞒下、弄虚作假。1962年，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时指出：“这几年，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25]他还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26]

    周恩来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典范。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首先表现他遇事亲临一线、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上。1963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首航日本途中不幸遇难沉没后，他彻夜未眠，立即指示海军派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同时决定成立专门调查小组调查此事。并约同总参领导人冒着浓雾亲赴上海调查研究，终于查清事故的原因。就在这次调研中，周恩来作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的决断。

    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反映在他能体察下情，并理解干部的苦衷上。

    周恩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还体现在他敢于冒险忠直进言。众所周知的1961年周恩来赴邯郸调查，果断解散农民反映强烈的食堂问题，就是冒着风险提出的。在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上，同样反映了周恩来敢于诤言进谏的可贵精神。1956年，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有许多人头脑发热、甚至对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提出过高的要求，出现了急躁冒进的苗头。对此，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周恩来，很快察觉到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27]。但是，毛泽东在4月下旬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尤其是周恩来的反对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会后仍然去找毛泽东，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后来，周恩来在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甚至被指责为“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28]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并且力所能及地在其权限之内，挽回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尽管周恩来的一些补救做法，扭转不了全局性的错误，但是，细微之处见精神。周恩来在巨大压力之下，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随波逐流，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中，周恩来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置个人的生死毁誉于不顾，顶着被诬蔑为崇洋媚外的风险，大胆引进1·7米轧机和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等重大成套设备，价值达43亿美元，不仅为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促进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周恩来的求实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于一些部门在搞环境保护问题上弄虚作假作风的批评。1971年，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负责人，在接待周恩来 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时，介绍的该厂污水处理工程言过其实。周恩来知道后，要求外交部在赠送埃方的纪录片中剪掉有关镜头。之后，他又嘱咐中国驻埃大使返回后向塞拉西皇帝当面说明原因和道歉。

    周恩来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冒险进谏的作风，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为扭转党风不纯作出表率。

    （四）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的作风。 清正廉洁，是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容易引起群众注目的一个大问题。周恩来说过：“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29]“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30]。“我们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31]正如邓颖超所说的：“恩来同志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党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32]

    周恩来向来公而忘私、为官清正、廉洁奉公，率先垂范，毫不特殊，不仅以身作则，为全党作出表率，而且确实是把执政党的作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考虑。作为共和国的总理、执政党的领导人，他深谙“公生明、廉生威”，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哲理，因此，他不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考虑到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影响问题,而且带头破除旧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里，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身为泱泱大国的周恩来总理，任职期间，非但没有以权谋私，而是带头破除传统的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是久经考验的优秀中国共产党员。建国初期，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出：应该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以做到人尽其才，使她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按说就邓颖超的资力、能力和对事业的执着，在政府部门安排一个职务是不过分的。但是，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不仅如此，1975年，毛泽东提议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被周恩来压下了。直到周恩来辞世后1976年12月2日，邓颖超才在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增选为副委员长。

    对于弟弟周同宇，周恩来不仅在其工作，职务安排、工资级别上予以严格要求，就连1957年周同宇到江苏出差，想顺便回阔别多年的故乡淮安老家去看看，周恩来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担心弟弟回故乡，搅扰地方政府，“徒惹事招烦”[33]，恐造成不良影响。

    周恩来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还表现在他对于侄儿、侄女辈的人严格要求，和移风易俗对旧居和祖坟的处理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清正廉洁的周恩来，不仅用自己的行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马列主义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而且用其思想品德、精神风 范，乃至生命和热血，为党和人民树起了一座执政党领导人光辉形象的丰碑！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楷模，固然与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作为开国元勋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高度责任感，及其经过千锤百炼所锻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风范不无关系，亦与他所具有的令世人为之敬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所谓周恩来精神，即信念坚定、目标如一、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英勇机智、处乱不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畏精神；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牺牲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尊重人才，虚心好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广开言路、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精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政精神。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周恩来所处的时代相比，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周恩来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深信，只要全党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以周恩来精神为榜样，并用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和监督，我们党的作风会日益好起来。

 

[1][2][3][5][6][7][8][9][10][15][18][19][20][21][25][26][27][29][30][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207页、422页、423页、314页、73页、230页、418页、224页、192—193页、366页、323页、346页、323页、208页、349页、350页190页、123页、427页、427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科学教育出版社1884年10月第1版，第75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20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599页。

[13]赵云献：《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原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37页。

[14][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统战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352页、190页。

[16][24]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第11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2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1版，第433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367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160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颖超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61页。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局级巡视员、研究员）